内容提要：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在《两访中国茶乡》中使用地理意象建构起两种中国形象。一种是正面的中国形象，在其植物采集实践中，将中国确证为具有《圣经》伊甸园原型色彩的花国；另一种是负面的中国形象，城墙、边界、墓地等地理意象暗示出中国的封闭、停滞、衰颓。在中国形象的双面性中，尽管福琼对中国不乏殖民主义色彩的偏见，对英帝国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有所回避，但作为植物猎人的他，在茶叶圣地采集茶苗和茶种的过程中，更多地显示出其个人化的植物朝圣心态。

　　关键词：罗伯特·福琼  中国形象  花国  茶乡  文学地理学

　　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游历中国的19世纪中叶，虽距西方崇拜中国的中国潮（Chinoiserie）退潮的18世纪中叶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作为天堂的想象仍占据着许多人的头脑。福琼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在文本中多次澄清这种天堂想象的虚幻：“我急于指出这一点，是想纠正那些被误导的读者——他们相信，在中国，每一寸土地，不管多么荒凉多么贫瘠，都被勤劳肯干而又技术出众的中国人开垦出来了。”①表面看来，福琼是使用植物学的知识体系来加以阐述，不过考虑到文化(culture)一词的本义就是对土地的开垦，②因而，荒芜、开垦其实分别是野蛮、文明的代称。

　　正如同英国人将茶叶看作是既能提神又具有温和特性的饮料一样，深入考察中国后的福琼，对中国的看法也具有茶叶式温和，诚挚而深刻地说：“对一个遥远的国家，我们总是倾向于走极端，不是把它想象成全然荒芜，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富裕的天堂。”(151)《两访中国茶乡》中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认知模式，既有“全然荒芜”的一面，也有作为“富裕的天堂”的一面。

　　一、花国作为诗意中国的地理隐喻

　　福琼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应该是离香港不远的广东沿岸，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贫瘠、荒凉。“从船上看过去，到处都是一派似乎烧焦后的景象，裸露的地表上，花岗岩石和红土随处可见。”（1）如果注意到福琼作为植物学家的身份，以及他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之托到中国寻找珍稀植物这一任务，便不难理解这一糟糕的第一印象的重要性。试想，对于一个身负重任的植物学家来讲，一个植物稀少的国度对他无疑意味着地狱。况且，他对中国的想象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花国’——一个遍布茶花、杜鹃花与玫瑰花的国度”。（1）尽管难以确切考证花国（Flowery land）这一对中国的称呼方式从何而起，但从福琼经常在英国听说中国被称为花国这点来看，它在英国等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都是广为流行的。因此，这为我们尝试梳理花国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学谱系中的衍变提供了可能性。

　　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5年出版并风靡欧洲，它“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1]我们来看此书中对中国的描述：“除了富饶之外，这个帝国农村的景色也十分秀丽，到处清香四溢，因为那里生长着上百万种不同的鲜花。逶迤流淌于整个国家的大河小溪相互交错，使农村更加迷人。那里有很多花园、楼阁供人休闲解闷。”[2]门多萨虽然没有明确将中国与花国联系起来，但已经将中国看作是一个鲜花的国度。16世纪末17世纪初活动于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明确记载了作为花国的中国：“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第一个词表示王国，另一个词表示花园。”[3]尽管利玛窦并未解释中华与花园之间的具体联系，但中国人却不难理解：“华”的本义是树木开花，现代汉语中“华”的本义通常由“花”来代替。19世纪的另一传教士克陛存（Michael S．Culbertson，1819-1862）不仅使用flowery land一词来指代中国，而且解释了这一名字的来源。他沿袭利玛窦的阐释框架，认为中国人对自己最常用的两个称呼是代表中央之国的Chung Kwoh(即“中国”之音译)和Hwa Kwoh、Hwa Chung Kwoh。他对Hwa Kwoh意思的解释为“The Flowery Country”，直译为花国；对Hwa Chung Kwoh意思的解释是“The Flowery Central Country”，直译为花之中国，即中华帝国。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很喜欢使用这一称呼，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更有教养、更文雅”。[4]按照今人的认知，克陛存从文化、教养角度解释中华的“华（花）”字是十分精辟的。

　　从福琼文中经常提及中国是一个文明之国来看，他对“华（花）”的理解未必不如克陛存。但对于福琼这样一个植物学家来讲，他更乐意使用植物学的知识体系来表述他对中国的理解。这种对中国的乌托邦式想象并不是福琼个人的凭空想象，而有着深厚的欧洲传统，正如启蒙哲人对中国“孔教乌托邦”的想象。另外也有现实处境的考量。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于自然界的新奇物种拥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不列颠人开始怀念一切自然形态的玩意儿，一种新型的、专门向英国家庭供应花花草草的市场随之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西方往来，在植物狩猎地图上留下了一大片空白之地”。[5]正是英国对珍惜植物的渴念与中国长期以来的自我封闭，使得英国植物猎人将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视为植物天堂。

　　事实上，在植物学意义上中国的确没有使福琼失望，他在采集中国植物的过程中逐渐将中国确证为花国。福琼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仅仅局限于满是花岗岩的中国南方。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福琼知识范畴里的中国南方仅限于广东、福建（闽江以南）等地，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则属中国北方，也就是说《两访中国茶乡》的第一卷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里的中国北部诸省并不等同于现今的华北。当他第一次看到舟山的植物时，就确信他的任务一定能顺利完成。乃至在看到舟山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以及紫藤、铁线莲、野玫瑰、金银花等上百种花卉时，又发出与第一次看到中国时迥然不同的感慨：“让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是一个‘中央花国’。”（33）这里的中央花国原文为central flowery land[6]指的就是“中华”。这是他对中国作为花国的第一次确证。接下来的实地考察中，多以将中国某一地方看作花园的方式来具体化他的这一确证。

　　花园在福琼那里，具有两种含义。其一，本义所指的种植花草树木的花园。《两访中国茶乡》中福琼每到一地，花园几乎是首要的造访之地，是他采集植物的最为便利的场所。其中既有官员府邸的花园，比如在厦门、宁波等地接触到的花园都是当地官员的私人花园，也有苗圃性质的花园，比如上海、广州等地的出售植物的花园。广州花地显得尤为特殊，福琼使用花地的音译方式的Fa-tee和意译方式的flowery land来称呼，而flowery land正是前文所论述的“中华”的英译；其二，福琼也频繁地用花园这一地理隐喻来象征一切美好事物。他曾将肥沃的上海平原比作花园，“作为一个农业地区，上海平原就像一个巨大的花园，有着迄今为止我在中国看到的最肥沃的土地，其面积之大，世界上可能也罕有其匹”。(70)杭州府周围一带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花园”。(220)“福州府一带简直就是个开满了山茶花的大花园。”(193)甚至闽江边新绿的梯田都被福琼看作是花园，“当水稻或其他庄稼还很幼嫩的时候，这些梯田都披上一层耀眼的新绿，在荒芜贫瘠的群山之中，它们就像一座座花园”。(155)不难发现，土地肥沃、风景优美、生活富饶是此类花园的共性，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圣经》中的伊甸园、上帝之城的隐喻传统。

　　二、城墙作为封闭、衰颓中国的地理隐喻

　　在《两访中国茶乡》第二卷中，福琼经常引用法国汉学家杜赫德（Du Halde）的著作，可以推知福琼受他影响较大。杜赫德于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通史》在欧洲影响深远，出版以来到19世纪末，一直“都是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标准著作”。[7]此书中对中国地理的宏观描述极有可能对福琼产生影响：“大自然已经精心地加强了中国可能受到攻击的地方。围住六个省的大海沿海岸线很浅，大船无法靠近，否则就会粉身碎骨。暴风雨非常频繁，没有舰队能够平安地靠岸。西边是高不可攀的山脉，天然的安全屏障，一点儿也不比大海和长城逊色。”[8]显而易见，杜赫德笔端的中国，是一个由北方的长城、西方的高山，东南方的大海阻隔起来的相对封闭之国。福琼在《两访中国茶乡》中基本上沿用了封闭中国这一阐释视角，这充分体现在他所描述的以墙为核心的一系列地理意象之中。

　　福琼听说苏州有很多园林和苗圃，决定“要突破天朝帝国那些荒唐的禁令”，(127)到苏州去寻找珍惜植物。这里的禁令就是《南京条约》对外国人不得到内陆去的规定。福琼第一次在华期间（1843年7月到1845年12月），他合法的活动区域仅限于香港岛、舟山以及五个通商口岸。然而，福琼还是多次到内陆采集植物，但也仅限于沿海内陆，深入内陆最远的城市是苏州。第二次在华期间（1848年9月到1851年2月）却深入到安徽、江西等内陆地区。为了能够深入内陆，他不得不穿中国衣物、戴中国假辫，伪装成中国人。沿海与内陆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却十分牢固的阻隔之“墙”，福琼感受到了“墙”所带来的强烈的阻力。

　　福琼笔端的城墙继承了中国长城防卫功能的特点。城墙几乎是福琼描述中国城市的必然要素，仅举几例加以说明。比如说宁波，“宁波防卫坚固，四周有长达5英里的高高城墙和壁垒。”（43）再比如上海，“上海城四周建有高高的城墙和城楼”，“一到晚上，上海城的城门就都关闭了，而且郊区各条里弄之间的交通也被一重又一重大大小小的门给切断了”。（67）宁波和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城市况且如此，其他城市的情况肯定更甚。福琼透露的关于嘉兴城墙的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嘉兴是“一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大城市”，但与一般情况下城墙破败的模样不同的是，嘉兴城墙却保存得很好，原因在于英军占领了周围的乍浦时，嘉兴“老百姓受到很大的惊吓，他们出钱出力，把护卫城市的城墙修得十分牢固”。（216）城墙在战争年代发挥其防卫功能，这自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在福琼看来，英国人是为了通商的和平目的而与中国交战的，并无意侵占中国，此时城墙便变成了封闭的象征符号。

　　省际边界也是福琼特别关注的象征着封闭的地理意象。福琼遇到的第一处边界是浙江和安徽（时属江南省）之间的边界。仆人劝他最好不要在两省交界处上岸活动，边界两边的两省都派驻了军队检查来往船只，他用“胆战心惊”一词来描述通过省界关卡的紧张心情。通过剩下的几处边界就显得没有那么紧张了，但福琼仍旧描述出了边界所具有的与城市城墙、城门相同的防守、封闭特征，仍旧是界限感十足的地理意象。第二处边界是浙江和江西之间，“两山隘口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墙，类似于城墙……整个这片地方看起来像是处在战事之中，两边各有一个兵营，分别代表各个省份进行警卫”。（310-311）第三处边界位于江西与福建之间，省界大门“呈拱型，与中国城市的城门极为类似”。（328）第四处边界位于福建和浙江之间，有一排无人居住的兵营。

　　在福琼看来，封闭会带来衰颓。表现衰颓的地理意象也大量存在。比如作者不厌其烦描述的象征死亡的墓地，认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关心墓地的民族”。(212)“这些众多的寺庙，大多数处于衰败状态之中，和若干年前相比，明显缺乏足够的维护。实际上，即便是宁波城，尽管它很富庶，有很多便利条件，也仍是一副年久失修的样子。宁波正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可以佐证我前文对中国真实状况所做的判断。”(48)作者由寺庙的破败，联想到宁波的衰败，进而推广到整个中国的衰颓。当然中国的城市并不尽是如此，比如“（苏州）城市当中看不到像宁波那样破旧、衰败的景象”，福琼认为苏州整个地区“洋溢着一种欢快、繁荣的特质，在广州、上海以外的中国其他城市中，这种特质并不是经常能感受得到的。”(131)但终究来说，充满活力的中国只是局部的、特例的，死气沉沉的、衰颓中国才是整体面貌。

　　三、作为圣地的茶乡：苦难逃避中的优美追寻

　　前文已经对福琼笔端的两面中国做了描述，这里继续对此两面性之间的关联展开论述。这一关联主要涉及两个问题：“花国”遭受了怎样的苦难？苦难如何转化为对优美的追寻？依循福琼的植物学路径，前一个问题用鸦片这一象征物作为答案，后一问题可用茶叶这一象征物来作答。

　　我们先来看几种人间天堂毁灭的原因。首先是战争引起的毁灭。“看到这些残垣断壁，曾经美丽的鱼池如今杂草丛生、遍地垃圾，以及像房屋一样残破不堪的花园，你不禁满心希望，你的安宁、喜乐的家乡，能够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带来的灾难，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能免受战争之苦。”(18)其次是强盗引起的毁灭。福琼坐船航行在珠江的小岛之间，“容易勾起人的一些遐想，在这样一个隐秘的所在，远离罪恶的人世，远离喧嚣的人群，人们的生活想必又快乐又单纯，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地上有丰富的稻米出产，海中有无穷无尽却又随手可得的上好海鱼，很容易就能填饱肚子”。(82)然而这样的伊甸园式美好生活经常性地被强盗所毁灭。最后，鸦片对人的毁灭。鸦片是一种被人用坏了的植物，“无节制地吸食鸦片给这个人的身体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当他处于兴奋状态时，我看着他，情不自禁地会觉得，造物主创造出人类，人作为上帝最杰出的作品，可是当感官刺激与享乐控制着一个人的时候——就如鸦片控制着他，这时人又是多么可怜啊。”（232）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福琼“安宁、喜乐的家乡”、“远离罪恶的人世”、“又快乐又单纯”、“人作为上帝最杰出的作品”等描述，均是带有强烈《圣经》文体印记。家园毁灭了，人可以继续寻找，如同《圣经》里伊甸园失去后，人最终获得新耶路撒冷这一上帝之城一样；但作为上帝最根本最杰出造物的人如果被毁灭了，则一切美好都化为空无。因而对人的毁灭无疑最让福琼心痛，而鸦片正是罪魁祸首。

　　福琼并不避讳讨论吸食鸦片的危害。他通过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认为“吸食鸦片，特别是过量吸食，对受害者的身体、精神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足以让一个健康强壮的人变成一具行尸走肉”。(120)然而，认识到鸦片之恶是容易的，难的是透过鸦片这一器物，发现背后的人为因素，具体来讲就是，谁造成了鸦片之流毒。当这个“谁”是个人时，我们仍旧不难对其进行批判；但当这个“谁”上升为民族、国家时，恐怕更多的人会选择沉默。面对触目惊心的鸦片之恶，福琼将矛头指向了吸食鸦片者，将其看作是自食恶果。贩卖鸦片的英帝国只是为了不带道德评判的商业贸易而已，国家与商业成为不带情感和道德的中性物。事实上，福琼的态度与英帝国的考量是一致的。英帝国面对贩卖鸦片的道德困境时，最终被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说辞——“中国鸦片泛滥，其罪在购买者，而不在出售者说服，变得心安理得。”[11]

　　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时，对于英国鸦片贸易所带来的祸端，我们怎样批评、谴责都在情理之中。但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或许我们的目光更应关注福琼所描述的另一种关于鸦片的现实。新登基的咸丰皇帝颁布了禁食鸦片禁令，但是让福琼倍感荒唐可笑的是禁令颁布后却并不即刻生效，“今年已经开始吸食鸦片烟的，允许他们吸到今年年底！”更为荒诞的在于，福琼看透了中国人的底牌：“那些熟知内情，以及了解中国人办事风格的人，都把这一禁令当成一张废纸，不过是唱些高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394—395）事实上，更为让人惊愕的在于有学者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在鸦片问题上，英国人要追求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政府则要借鸦片征税收钱，双方不谋而合”，“19世纪中国的鸦片史，读来让人心酸：从严禁、弛禁、开禁到自种自吸，乃至最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消费国。”[12]透过福琼这一异邦人的视角反思我们自己时，我们是不是也会变得沉默？

　　鸦片吸食着中国人的灵魂，茶叶却滋润着英国人的心田。这种对比被福琼生动地捕捉下来：“楼里楼外给我的感观截然不同。楼里我所看到的是一位堕落的人，所谓万物之灵的可怜样子；楼外我放眼万物，空气既清新又柔和，因为每年的这个季节，风都是从南方的海面上吹来。露珠在青草上闪烁，小鸟也开始了清晨的欢唱。”(394)楼里是停滞的中华帝国以及鸦片所象征的对生命的消耗、停滞甚至死亡，楼外却是扩张中的大英帝国以及茶叶象征着对生命的滋养与提升。

　　福琼第一次来华是为了珍稀植物，此时茶树尚未成为他关注的核心。第二次来华则专为茶树而来，而且不是一般的茶树，是他认为的中国最好的茶树。“我应该从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中采集这些茶树和种子，这一点至关重要。”(212)在福琼看来，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是松萝山代表的徽州绿茶产区与武夷山代表的红茶产区。他不仅在松萝山附近采集了大批茶种和幼苗，也收集了绿茶种植和加工的很多信息。松萝山的绿茶采集由于交通便利，进行的比较顺利。他采集武夷山红茶茶树就显得有些传奇色彩了。他先是沿闽江上溯到古田水口，然后派仆人到武夷山采集。但由于“不能完全保证，那些被我介绍到帝国设在印度西北诸邦的茶园里的茶树苗都确实来自于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294)因而决定亲自到武夷山茶区去，“成功地采集到了大约400株幼苗。这些幼苗后来完好地运到了上海，现在大多数都在喜马拉雅的帝国茶园里茁壮成长呢。”(347)

　　在福琼看来，松萝山是绿茶的起源地，而武夷山正好在事实上是红茶的起源地。尽管他只是在谈及徽州茶区时视其为“茶叶圣地（the sacred precincts）”(213)，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福琼将两大最好茶叶产区均视为圣地。在此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的盗茶之旅，在文化心理层面成为了朝圣之旅。只不过这种朝圣行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宗教朝圣，而是具体化为茶叶朝圣。现代性视角中，这可看作是古典时代的宗教统一性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细分化精神中的传承与变异。

　　苏珊·巴斯奈特在论及对游记的解读时，强调应注重“展现那些隐藏在简单的国外旅行细节之下的潜文本，这样便能使我们更加清楚旅行者如何建构起他们所经历的文化。从旅行者的记载中，我们能够发现文化成见的存在，并发现个人对其他地方文化的反应可以折射出旅行者本国文化的倾向。”[13]一方面，在福琼的游记中，固然不难发现对中国的诸多成见，对英帝国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有所回避。另一方面，我们显然不能对受雇于英国皇家园林协会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福琼有更为苛刻的要求，毕竟他相对客观地描绘出作为花国的美好中国和封闭、停滞的中国，并转而进入个人化的优美追寻，即对中国茶叶圣地的朝圣。

　　注解【Notes】

　　① [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151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 安托万·菲雷蒂埃1690年编纂的《通用词典》认为文化一词的本义为“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转引自[法]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康新文、晓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周宁：《大中华帝国》，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2] [西班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孙家堃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3] [意大利]利玛窦、[比利时]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页。

　　[4] Culbertson, Michael. Darkness in the Flowery Land; or, Religious Notions and Popular Superstitions in North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1857, p.14.

　　[5] [美]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

　　[6] Fortune, Robert.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1847, p.56.

　　[7]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8] [法]杜赫德：《中华帝国通史》，石云龙译，载周宁：《世纪中国潮》，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9]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69页。

　　[10]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22页。

　　[11] [美]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美]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周辉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0页。

　　[12] 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5页、139页。

　　[13] [英]苏珊·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查明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14] 金亚娜：《〈青铜骑士〉的象征和象征主义意蕴》，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1期，第3页。

　　作者简介：刘玉杰，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