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疫”激发了许多人的文学创作热情。一时间，抗疫作品充斥手机网络平台。诗歌一类，产量惊人。面对高亢的大众抒情，舆论似乎并没有领多少情。许多自鸣得意的“文学”屡屡被打脸。婉转的人翻出经典文学创作理论，或者“非典”时期的旧文，提醒灾难文学应当怎样去写;脾气直率者则干脆直言不讳：当前文学写作，要说人话。

　　笔者看到，不少作者为前方医护人员的勇敢坚忍所感动，频频流泪，可作品却令人失望，有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可知，热情不等于文学，作者泪奔不等于读者感动，更不等于疫区患者的真实感受。文学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读者怎么可能有身临其境的感动？字不是钱，文学不是捐款，不是把字当钱捐出去就了事了，更不是多多益善。许多写作者的初心是好的，但还需要考虑表达效果。文学作为一种交流媒介，写得好，让人感动;写得不好，或会添堵。类似情感错位的歧视性表述、隔靴搔痒的远方关怀，都属于这种相对失败的文学。

　　为何一些作品无法有效发挥正面效果？首要原因是文字浮泛空疏，缺乏真材实料，没有提供细节。疫区都没有去过，对一线人员的具体处境和精神状态不甚了了，就在那里写几句套话了事，停留在曾被严厉批评过的标语口号层次。而看看那些受到赞誉的文字就能发现，“修辞立其诚”的规律仍然没变。灾难文学尤其需要理解的真诚，需要设身处地的真诚。感动需要细节的真实来支撑。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杜甫，他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能喊出“周汉获再兴”“树立甚宏达”这样国家层面的大词，还在于能写出民族灾难中的儿女“垢腻脚不袜”“问事竞挽须”的动人细节。

　　这次抗疫文学中，往往是那些真实记录疫情、呈现前方医护人员具体生活状况和特殊斗争情形的文字令人感佩。相比之下，那些既没有写出抗疫具体情形，也没有写出困境中人们面对灾难所呈现的独特丰富性格特征;既不能当萝卜白菜解决群众生活所需，又不能满足读者对文学的真正需要，近似于自娱自乐的文学，何谈感人，何谈文学？

　　其次，对文学缺乏敬畏和较深理解，也是一些抗疫文学作品效果适得其反的原因之一。抗疫文学谁都可以写，但要明白一个道理：好的抗疫文学有门槛，绝非出发点好就足够。文学也是一种技能，需要功夫、需要敬畏，并非随意而为。更何况，抗疫涉及到人民生命健康、社会安危与国家安全，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高水平的歌颂才是“正能量”。想让读者满意，想为抗疫做贡献，就得拿出真功夫，拿出好作品，严肃对待，而非随大流、赶时髦。好作品来源于很多因素，除了前述的真诚、真实，还须有精湛的文字功夫、深刻的思想洞见、深切的人文关怀、丰富的表达技巧等。抱着随意、轻浅的态度来写，没有准备、没有功夫、没有观察思考和调研，仅凭一己之热情和冲动，很难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也很难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作者是《北京文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