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云南昆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海边游泳时溺水遇难。今年7月17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杨宇和日本藤泽市有关人士近百人齐聚藤泽市海边举行聂耳纪念仪式。也是在这个7月，原中京学院大学教授冈崎雄儿耗时二十年写成的《歌で革命に挑んで男中国国歌作曲者·聂耳と日本》（2015），由新星出版社以《聂耳传》为名翻译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李玲担任译者。

　　一、作为“亲历者”的历史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曾分别展示了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即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的感受、二十世纪初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关于聂耳，我们时常看到其作为“事件”与“神话”的书写，即他为中国大众音乐做出的贡献，以及《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对他的“神化”。而冈崎教授的这本书则充分利用三卷本增订版《聂耳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以及日本方面的资料，呈现了作为个人经历的聂耳形象，具体展现了其成长、恋爱、创作经历，尤其是聂耳在日本的生活与最后溺亡之“谜”，这既是国内学者的关注空白，也成为本书的重要贡献。

　　在序章中作者首先抛出了聂耳死亡的“谜题”：他是死于谋杀，还是意外溺亡？1935年7月18日、19日，《东京朝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分别报道中国学生聂守信游泳失踪的消息。消息立刻传到留日中国学生以及上海的亲友耳中，此一噩耗让他们悲痛而震惊。因为他们相信“聂耳水性极好，不可能溺亡”，加上中日关系日益紧张，聂耳被日本政府被列为“危险人物”，一时间，聂耳“被谋杀”的传闻流散（《聂耳传》，第4页）。当时一本杂志就写道：“聂之尸体，果于水中发现，但七窍流血，厥状可怖，因此留学生方面对于聂君之死，是否溺毙，发生疑点云。”（《聂耳在日本惨遭溺毙》，《娱乐周报》1935年8月3日）。疑问抛出至此，等到第四章才进一步分析此问题。作者分析了“谋杀说”出现的原因，并给出聂耳出事当日的水文、气候资料，结合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做出聂耳确为意外溺亡的结论。

　　在第一章，作者对聂耳的出生、成长与早期的从军经历，娓娓道来。而已有关于聂耳的传记、评传对聂耳与袁春晖的初恋交往都是轻描淡写，或者是鉴于聂耳的“光辉形象”，不愿多谈论或许有损其形象的经历，因此本书第二章对这段经历浓墨重彩。作者将袁春晖的回忆与聂耳日记对照起来，考察袁春晖与聂耳为何分手，聂耳与同时期女演员是否暧昧，呈现了这段恋爱给聂耳带来的快乐与失意。在此章及随后的第三章，作者还展现了聂耳对音乐的态度及其政治立场如何影响其个人境遇。1932年7月，聂耳因为以“黑天使”为笔名撰文批评黎锦晖的作品为“靡靡之音”，遭到明月歌剧社解聘；8月7日赴北平后却又在一次应聘北平中学小提琴教师时，因为其革命立场而被国民党派的中学校长拒绝（《聂耳传》，108页）。

　　工作上的接连挫折并未使聂耳一蹶不振，11月他入职联华影业公司，并于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21日起担任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音乐部主任，负责统筹配音及指导演员歌唱。然而“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对日秉持“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原则，竭力避免刺激日本，引发战争（黄自进：《阻力与助力之间：孙中山、蒋介石、亲日、抗日50年》，九州出版社，2015年，208页）。国民党在军事上积极“剿共”政策，在文艺界极力打击“左翼”分子。1932年6月国民党通令全国禁止拍摄一切关于战争及革命的电影。1933年11月12日，艺华影业公司由于拍摄了多部主张抗日救国的电影，突然遭到国民党内部组织蓝衣社几十名成员袭击（《聂耳传》，第124页）。见此情形，联华影业公司老板最终决定开除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的聂耳，导致其再次失业。在任光和安娥的帮助下，聂耳又于次年4月1日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好景不长，1935年4月15日，随着国共关系持续紧张，聂耳在听闻国民党即将逮捕自己后乘船前往日本（《聂耳传》，158页），却不曾想这一次“出逃”终成永别。

　　二、不足之处

　　（1）后见之明

　　罗志田曾指出，当前民国史研究有“倒放电影”倾向，由于已知结局便可发现当时人未能注意到的影响大局的关键性事物，却也容易有意无意地以后来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四期）。在本书中，作者提及1933年2月9日，由共产党的电影小组筹划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聂耳当选为执行委员。作者因此评论，“聂耳当时21岁，他不负众望，被业界视为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这似有以后见之明过度赞誉之嫌。1933年9月，聂耳病后带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回制片厂上班，11月14日记写下养生细则，作者据此写道“大纲和细则规定了饮食、运动和卫生，连艺术活动都规定好了，不愧是‘聂耳流’的生活方式”（《聂耳传》，123页）。“不愧是”显然将聂耳置于一个较高位置；且什么是“聂耳流”？这种表述也许是翻译问题，实让人不知其意。

　　因为后见之明，在描述过往之事时，也往往加入现实的想法，造成时空错乱之感。笔者且举出书中两例。1921年夏季，同学邀请聂耳一起到水渠里游泳。来到水田地带后同学不慎溺水，不会游泳的聂耳蹲在水渠边上尽量靠近落水者，只是突然脚一滑，也落入水渠中。两人大喊“救命”后幸得一位路过的农夫伸出锄头将他们拉上岸（《聂耳传》，17-81页）。这件事被作者解读成“似乎预示着聂耳将来不祥的‘命运’”，这种释读在后见之明外甚至有宿命论的意味。作者还提到一件事，1928年冬天，聂耳应征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成为学生兵，从云南到越南再到中国外省的途中，他见一位女孩被火车撞倒。女孩因家境贫苦，每天坐火车到小龙潭捡煤渣换钱，为省钱她每次都扒在车厢连接处无票乘车。那天被越南乘务员发现后便被扔下火车。对此，作者评论聂耳“同情那个为贫穷家庭吃苦卖力的年幼生命，他痛恨对贫民视若无睹的政治。看着这个对穷人苛刻残酷的社会，不断涌出的反叛之念塑造了聂耳‘人民音乐家’的立场”。须知“人民音乐家”是后来人给他封的称号，用在这里并不合适，至少他当时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人民音乐家”。

　　（2）材料解读

　　聂耳升至中学后，曾写作一篇题为“我之人生观”的作文，他写道：“我的人生观，非是宗教家的、哲学家的、以及科学家的……我想我们虽然一天一天过去，表面上不觉得什么，实际上还受政府和外人的支配管辖。我觉得最好是等到大学毕业，去游历一转之后，对于学术上有研究，并且还有几个钱……来到滇的西山，买点极清幽的地方，或是在外省也有极静或山水清秀的，也还有可以。约得几个同志，盖点茅屋，一天研究点学问，弄点音乐。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或是译者问题，“对于学术上有研究”的原文为“对于学术上有（多番的）（点）……”（《聂耳全集》增订版[中卷]，2011年，第3页）作者随后写道，批改作文联合中学的老师大概不喜欢这篇早熟的文章里有“政府的支配”字眼，所以给了一个略为严厉的批语：“青年志望宜远大，不宜作隐逸之想。”（《聂耳传》，21-22页）很明显，老师是希望作者志存高远、积极入世，而并非是由于“政府的支配”这一字眼。

　　1933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左翼运动，新兴电影公思和艺华影业公司均受到国民党直属的内部组织蓝衣社的袭击。1934年1月，联华公司为自保，开除了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的聂耳。作者写道，聂耳“没有了固定工作，经济情况应该变得窘迫，但是聂耳日记上却写道‘最近收入颇丰’，大概是在被解雇前领导到了公司的欠薪和双薪（当时的月薪是30元），加上稿费和演出费等临时收入”。作者得出这一结论，却未给出证据或资料来源，随后只是援引1933年10月19日聂耳入不敷出的收支情况，说明“临时收入虽能对付一时，稳定收入来源对聂耳来说是很重要的”（《聂耳传》，125页），显得仓促而欠严谨。

　　（3）叙述断裂

　　也许是本书定位为“传记”，其关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过程着墨较少，尤其是讲完此曲在抗战时期广泛流行后，便直接跳到1949年被确定为代国歌，中间缺失了抗战结束后此曲被传唱和禁唱的过程，叙述因此断裂。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试图对此部分展开分析，认为此曲在抗战结束后为国共两党分别利用，进而两党态度日渐分殊，共产党日益重视，逐步掌握其解释权，而国民党则加以禁唱（《在政党与国家之间：〈义勇军进行曲〉接受史》，《史林》2019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义勇军进行曲》为何被确定新中国国歌便不再显得“突兀”或“理所当然”。

　　三、延伸思考

　　作者以有血有肉的事例，呈现了聂耳个人经历对其歌曲创作的影响，以及时代变局下他跌宕起伏的命运。在其逝世后，作者将眼光聚焦于由其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构成本书第五章内容，追溯了此曲在抗战时期广泛流行，随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过程，这显然是关于聂耳“神话”的最重要部分。只是，既然已将眼光放到他逝世后，那么这之后人们对他的种种“言说”同样值得关注。

　　1936年起聂耳被当作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奠基者”不断为人所提起。1936年，在聂耳周年祭之时，周钢鸣刊文指出，新音乐运动旨在将一切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集中在“国防音乐”阵线上，用音乐唤醒大众。“在聂耳死去的这一年中，中国新音乐运动正是循着他开辟的大路迈进”，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劳苦大众生活的歌曲及进行曲，诸如《打长江》《打砖歌》《开路先锋》《卖报歌》《大路歌》等，“扬溢着一种铿锵的叫喊和活泼的节奏，像从地底发出来的巨人底吼声，像《义勇军进行曲》已成为我们民族解放斗争进军的喇叭了”（周钢鸣：《论聂耳与新音乐运动——为聂耳周年祭而作》，《生活知识》1936年第二卷第五期，281-285页）。同年11月20日，麦新、孟波编选《大众歌声》（大众歌声社，1936年）即是献给“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聂耳和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其中收纳了聂耳遗作《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毕业歌》《自卫歌》《开路先锋》等，救亡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中华民族不会亡》《救国军歌》等。

　　1940年起，《新音乐月刊》和《新音乐》杂志更是多次刊登聂耳遗作和纪念文章。这两份杂志均倡导以音乐唤醒大众，团结一致抗战。以《新音乐月刊》为例，此刊1940年1月在重庆创刊，李绿永、林路担任主编，1941年迁至桂林出版，1946年8月起在上海出版。主要撰稿人有李绿永、星海、吕骥、夏白、冼星海、光未然等。1940年，李绿永在此刊撰文指出，中国的器乐发展条件有限，且大多数民众对于器乐未具备相当理解力，而歌曲“能够把特定的意义简明地告诉唱歌的人以及听众”，比起器乐更加有力量，因此国防音乐当以歌曲为中心（绿永：《论歌咏运动》，《新音乐月刊》1940年第一卷第六期，第2页）。歌咏运动因而成为民众学习唱抗战歌曲，增强抗战胜利信心，争取自由与解放的重要方式。也正是因为抗战歌咏运动蓬勃发展，《义勇军进行曲》方能在抗战时期风靡全国。

　　因此，不仅是聂耳，与他同时代及其后的音乐工作者都值得我们关注。诸如《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中华民族不会亡》《团结就是力量》等一批抗战歌曲直至今日仍为我们广泛传唱。当我们主动褪去聂耳国歌作曲者的光环时，那些同样为大众发声、为抗战服务的身影方能客观呈现，由此我们也才能真正理解聂耳（他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及他的那个时代。后来者对聂耳的种种“神化”其实也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音乐界出现的唤醒大众的诉求紧密相关。

　　而从现实层面看，正如作者所说，展现聂耳在日本生活经历，对于促进中日交流与和平意义重大。聂耳“谋杀说”不过是那个时代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而通过多种证据厘清聂耳确死于意外而非谋杀，便使得这段历史记忆从“阴暗”走向“光明”，而这种对记忆的修正也足以影响我们后辈对日本的认知，中日民间交往任何时候都是值得延续的，这也正是作者通过这本书表达的对中日关系的希冀。

　　读完此书，笔者也在思考，如何处理传记中的“立场”问题？如何在客观历史事实与主观发挥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对于聂耳的研究，我想最应该注意的便是尽力避免在进行历史描述时，因后见之明而进行过度评说，得出超越于那个时代的结论。同时，也莫因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曲者的身份，有意寻找或者说明能体现其“天赋”的内容，而忽略其他方面；或者是那些再平常不过的成长经历，任何同龄人都会有的类似经历，都因为聂耳的这一身份而赋予它们“不寻常”的意味。

　　因此，如何在已有资料和研究的基础上，展现出不同时期的聂耳“形象”，了解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他的言说，并透过他个人看到时代的变迁和音乐的走向，如何兼顾作为亲历者、作为事件和作为神话的三种历史形态，仍是值得我们思考并努力的方向。而作为一般读者，在阅读传记这类的书籍时，或许也要需要区分哪些是亲历者的感受，哪些又是基于政治立场或后来事件的发展，后来者对过往进行的重新解读乃至歪曲；哪些又是写作者基于各种情况给出的客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