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卓越亚马逊网站上浏览时，惊讶地发现日本民俗学开山师祖柳田国男的好些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尤其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口气出了《孤猿随笔》《木棉以前》《食物与心脏》《独目小僧及其他》《海上之道》，加上先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的几本，目前已超过十本。北师大的这套丛书由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专家福田亚细男教授帮助选书把关，可见重视。

　　最早知道柳田国男，还是在多年前读周作人的《夜读抄》时。里面有文章介绍柳田国男的代表作《远野物语》，写于民国二十年，大概是中国最早介绍柳田国男的文字。知堂在文章里对柳田推崇备至，不仅盛赞其学问好，对他的文章也赞美有加。他说：“《远野物语》给我的印象很深，除文章外，他又指示我民俗学里的丰富的趣味。”知堂也许觉得光介绍还不够，为了让读者能尝鼎一脔，还翻译了四五则饶有趣味的物语。如今距离知堂介绍已过去近九十个年头，近年来才有较多译介，不能不说是“姗姗来迟”。不过通过学界有心人的介绍，柳田终于正式登陆他短期访问过的中国，毕竟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从文学青年到政府官员

　　说来有趣，在日本，柳田的好几本作品选本都收录于文学丛书。比如我手头的筑摩书房旧版现代日本文学大系所收《柳田国男集》，以及袖珍版筑摩日本文学全集里的柳田国男卷。新潮社出过一套新潮日本文学影集，近代以来的重要作家每人一本，有大量照片和简洁的文字介绍，而青年时代就放弃了作家梦的柳田竟然也分到一册，可见对他文字的评价即便在文学界也是极高的——有人称柳田是诗人哲学家，也有人说柳田能用“芳醇的笔致”写文章，在我看来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差点得诺贝尔文学将的大作家三岛由纪夫曾说《远野物语》“既是民俗学的材料，也是文学”——确是知音之言。

　　谈柳田，有一点很重要——柳田曾经是个诗人、文学青年。十五六岁时他就出入文豪森鸥外的府第，受到过这位文豪的熏陶。森鸥外是留德的，精通德国文化。当柳田说某一位德国作家写的东西很有意思时，森鸥外就从书架上取下书来让柳田带回去读。柳田一直到晚年都念念不忘这位文豪的提携，说森鸥外要比另一位文豪夏目漱石厉害很多倍。他还跟其他好几位著名作家有交往，比如知堂也很喜欢的岛崎藤村等。青年柳田参加过多个文学团体，自己还创建了易卜生会。据说他在这些团体里都起到主导作用，因为他读书甚广，对海外文学跟踪很勤快，很多友人都从他那里获得最新信息。他那个时候起读过很多阿纳托尔·法郎士的作品，有的甚至反复阅读三四遍。这样的文学修养给他打下了很好的表达功底，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也提供了强大的工具，难怪他在日本拥有大量读者，很多人说读了他的作品感觉很温暖，有被鼓舞的感觉。

　　为了了解西方文化，他除英语外，还学习了德语、法语，据说后来还学习了荷兰语——江户时代荷兰是被允许跟日本通商的唯一西方国家，很多西方文化都是通过荷兰传到日本的，所以在江户时代西学就叫兰学。

　　尽管年轻时受过文豪指点，也显示出不凡的文学才能，但是柳田国男走的是明治时代典型的精英道路——先进入如今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然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毕业后进入农商务省，成为中央政府官员。

　　柳田在自传《故乡七十年》里谈到小时候家里穷，说他出生的老家居住面积是日本最小的，日式客厅榻榻米四帖半(一帖约合三点三平方米)，跟四帖半的储藏室用隔扇隔开，旁边有两间三帖的房间，靠近门口的那三帖为玄关，另外三帖是厨房。而他有兄弟八人，柳田排名老六，长兄结婚后住在一起。不久就因为婆媳矛盾，嫂子回了娘家，最终离婚。柳田说他对民俗学的关心起源就在此。

　　到了东京后，每当一个人学习感到很孤寂，想去喝酒找女伴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母亲的纺车，想到《孝经》里的那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因为从小目睹了农村的贫穷，所以他进入农商务省后参与了很多农业政策的制定，做过全国性农业组织的干事，积累了丰富的做实务的经验，也让他对日本社会的情形有了第一手了解，这是一生待在象牙塔里的学者所难以匹敌的宝贵经验。

　　柳田在中央政府里一直工作了二十个年头，最终在贵族院书记官任上辞职。尽管他能边当官边做学问，还能到各地考察，毕竟在其他官员看来有点不务正业，他自己也想更加集中精力做学问。此时他已经积累了很多，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远野物语》等著作外，也打出了一定知名度。果然，他辞官后，著名的《朝日新闻》就邀请他加盟。他向《朝日新闻》提出了条件，就是允许他先在国内外旅游三年。报社竟慨然允诺。当然，柳田也没有让《朝日新闻》吃亏，他回到日本后做了《朝日新闻》的论说委员，写了很多社评，在大正民主运动期间跟著名政治学者吉野造作一起呼吁普选，对军人干政也有批评。

　　“一国民俗学”

　　柳田虽然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里兼过课，教过农政和民俗学，但是他从未做过正式的大学教授。从民俗学专业角度来说，是自学成才的大师。

　　他昭和九年（1934）组织了研究民俗学的木耀会，同志们成为他的调查尖兵，到全国各地做民俗调查。通过这样的调查，他们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这对做民俗学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本钱。我在旧书店看到过柳田主编的民俗学资料集，厚厚一大堆足有十多本，里面当然有不少柳田的心血。柳田在这些岁月里全力以赴发展日本的民俗学，他曾做过一系列的演讲，谈民俗学的方法等，后来汇编成《青年与学问》(1928年)，有研究柳田的学者称这是最好的柳田学入门书。在书里他提到日本研究民俗学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当时还可以收集到很多有意思的民俗材料，不必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跑到亚马逊森林或者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做田野。柳田甚至认为日本民俗学是日本学者有幸从事并且最终能够给世界做出贡献的为数不多的学问之一。虽然他提到日本民俗学时用过一个词，叫“一国民俗学”，但他的视野绝不狭窄。柳田有时把自己研究的民俗学成为“新国学”，以区别于跟江户时代的国学大师本居宣长提倡的国学。

　　不少读过柳田国男著作的人都说他写得很有意思，可是他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似乎有点难以完整把握。这也许是不追求体系也不刻意理论化带来的结果。

　　在《青年与学问》之后，柳田国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还陆续出版了《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开始总结自己的民俗学方法论。九年前学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中译本(《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在这里只想简单地提一下柳田最重要的关于方法的术语，就是“重出立证法”。

　　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里的“我们的方法”一节中这样说：

　　在我们眼前每天出现又消失，消失又出现的事实，也就是我所说的现在生活的横断面的事象各自起源不同。从这点出发考虑，就可以把所有事象看作是纵向历史资料横着排列的结果。我相信依据这个横断面的材料就可以写出很好的历史。在自然史方面这早就被证明是可行的了，完全没有问题。像我这样认为历史是说明现在生活的学问的人，无法忽视这个横断面上出现的所有现在的生活。我们要重视我们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事实，把它作为第一等资料。我觉得日本即使再现代化，通过对这个横断面的仔细观察，可以很好地理解至今为止的过程，历史发展的顺序。

　　这样思考的柳田自然对日本当时严格根据文献进行操作的历史学研究持批评态度，他称之为“严正主义”（rigorism）。与此相对，他提出“重出立证法”：“我们的重出立证法好比是叠加拍摄法。知道这种方法厉害的我们当然承认书籍是重要的资料提供者，但绝不认为这是至上的最合适的资料。实地观察、采集的资料才是最值得珍视的，相比之下，书籍只是作为小小的旁证而起作用。”柳田是个阅读量惊人的大读书家，他能这样看待读书跟实地观察采集资料的关系，实在是富于实证精神的表现。

　　二战期间柳田国男也没有停止工作，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照样著述不辍。当然，作为对西方文明很了解、有国际视野的大学者——柳田在二十年代初做过日内瓦国联委任统治委员，跑过好些西方国家——他对日本进行的战争也没有像那些御用文人那样紧跟，提倡什么“近代的超克”、拥抱国家主义。

　　战争结束时，他已是年逾古稀了，可这位民俗学大师并没有退休，而是更加积极地投入民俗学的研究里。本来就是提倡经世济民的学问，从来不讳言自己做的学问的实用性——柳田说做学问是为了让世间人更加聪明，少做蠢事——同时又深入钻研在旁人看来不可能立竿见影的学问，这是柳田国男很有趣的一面。在他看来，了解自己，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这本身就是很有用的知识。而作为出生在明治时代的精英人物，遇到了日本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事件，可以想象柳田当时忧国忧民的心情。晚年的他似乎再次要用学问让人世间变得美好、有智慧一点。这个阶段他最重要的研究是讲日本人起源的《海上之道》。当时人类学家江上波夫提出日本人的祖先是来自亚洲大陆的骑马民族，柳田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南方北移学说，具体而言就是主张日本人的祖先来自冲绳的假说。那时冲绳正被美国代理统治，而柳田从战前就很关心冲绳，研究冲绳，也亲自去考察过。他研究日本人的起源，毋庸讳言也有他的政治动机，那就是希望国人关注冲绳，关心冲绳和本土文化的联系。当然，柳田作为视学问为生命的大学者，并没有附和政治，不单纯是为了爱国而研究冲绳，更多的是想通过民俗学的方法，证明冲绳跟本土的历史渊源和日本人的起源问题。

　　柳田国男在日本名气这么大，可以说谈论二十世纪日本研究的人都不可能绕过他，但是据说他的书很难被翻译成西方语言。说这话的是战后在东京大学最早设立文化人类学讲座的著名人类学家石田英一郎。石田到维也纳大学留过学，对西方的人文科学非常熟悉，对柳田的学问也有很好的理解，多次跟柳田交流过。他评价柳田的民俗学是“伟大的未完成”——虽是未完成，但比任何已经完成的都伟大。

　　柳田的文字背后有西方一套扎实的学问支撑着，只是那些学问都化为盐了，粗看看不见，因为他不喜欢炫耀自己吸收了多少西学，他的文章也大多没什么注释。事实上柳田对弗雷泽、列维·布吕尔等同时代西方大学者的工作非常了解。据说他去世后藏书捐给了成城大学，里面有一千三百三十四册西书和九百册外语杂志，这在当时是很不小的数量了。据研究者说，在柳田国男生活的时代，在日本他是外语书最大的消费者——他买外文书的地方跟知堂一样，大多也是通过丸善书店。不过在如何将西学运用于研究方面，柳田国男的看法很独特，他对明治维新以后很多人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在战前他就批评那种靠介绍西方学问讨生活的学者，主张要多了解日本。面对日本当时刚开始出版的文库本(类似于我们古代的巾箱本)里外国书过半的做法，他呼吁至少应该有一半是日本书，不应一边倒。笔者近来读了柳田的一些对谈，里面也提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觉得他的一些看法一点也不过时，甚至有很新鲜的感觉——他在提醒你，学习西方的学问与文明是应该的，但同时也要观照脚下。

　　柳田这位从小就养成博览习惯的大学者，如前所述，也非常重视各种调查，认为若要了解日本的民俗，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光看书本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去读无字书。柳田称为“常民”的普通人正是他开始研究民俗学后最重视的研究对象。所以他不仅亲自去调查，也发动有志于民俗学的同好一起调查，广泛收集材料，然后再做出判断。

　　综合的学问与人类的关怀

　　前些日子笔者偶然读了二十世纪日本最卓越的政治哲学家丸山真男去世后出版的笔记《自己内对话》，发现这位西学造诣极深的大学者在笔记里批评柳田国男的学问缺少理论深度，没有他的朋友列维·斯特劳斯建立的结构主义人类学那样的思想体系。这大概也代表了不少对柳田学问不满的人的看法。在跟丸山真男的好友、著名思想史家家永三郎对谈时，已是耄耋之年的柳田跟家永讨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思想？

　　柳田：说到思想这个词，我的问题是，是否可以把放进了杂七杂八概念的橱柜一样的东西称作思想？还是思想也应该包括那样的概念？比如出现问题后我们最初做出判断时当然也需要知识，肯定原先就有一个类似概念那样的东西。当自己觉得不是那样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在这时才出现吧,就像模糊的星云（Nebula）一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是否也应该算作是广义的思想的概念呢？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但我不知道那是否可以称作思想。那是从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然后渐渐变形了的东西。怎么样，那也可以称为思想吗？

　　家永：应该算是思想吧。但如果说思想就是那样的东西会有问题，可以看作是思想的一种形态。

　　我读完这段对谈后，觉得这简直就是柳田在回答丸山的批评。

　　站在柳田的立场上，他是想弄清楚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日本人的宗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可以说主要是在进入抽象化之前的阶段。所以他和他的同道花很大精力做调查，积累原始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宜苛责，柳田的学问毕竟是立足于日本自身的文化资源，借助于他掌握的西方人文社科学问来做的，让他一下子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那种做法，未免强人所难。更何况结构人类学也没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人类学的问题，那只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而已，并不能代替具体的观察。其实柳田自己晚年也感慨自己时间不多了，没能做成一直想综合的那种学问。柳田从一开始做学问起，就强调学问要能综合，反对条块切割过于细分。记得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说过历史学必须是整体的才有用，其实柳田很早就是这样主张的，在前面提到的关于方法论的著作有都有论及。给他的学问贴上民俗学的标签，我甚至觉得有点矮化了：他吸收了大量的人文社科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然后统统运用到民俗学研究中去，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民俗学是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否则无法称为一门新的国学。准确地说，他其实是位文化科学大师。

　　在民俗学的著作中，柳田当然很少谈到政治，虽然他有很强的济世热情。在对谈时他有很多直率的看法，也值得介绍一下，对我们完整地理解这位现代日本的文化大师会有帮助。先前提到战前柳田国男做过朝日新闻的论说委员，提倡过普选，对当时日本军部的一些做法也提出了锐利的批评，因为他希望把日本社会改造得更加文明。战后，在提到为何会发生战争、导致被占领这样一个日本史上未曾有过的局面时，他指出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不够。虽然柳田没有像他的东大法学部晚辈丸山那样对军国主义进行过锐利的批判，他的批判大都是片言只语，让迫切想知道他是如何批评军国主义的人会失望，但是细读他的相关著作，你会发现他看得很深，因为他有一以贯之的知识武器——作为人文学科的民俗学。他从不认为通过一套简单利落的话语系统就能一举扫荡军国主义思潮，在他看来，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而是要从明治维新开始算起，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他对失衡的现代性的批评。

　　最近重看卡西勒的《人论》，里面提到很多迷信、神话和宗教，卡西勒也引用了不少柳田国男也钻研过的弗雷泽的著作。我想，如果卡西勒读过柳田的著作，肯定会惊诧他在日本文化里也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给他象征形式的哲学增添许多有意义的证据吧。而这正是柳田国男对日本民俗学的期待——不仅仅是一国民俗学，也将最终贡献于人类，加深对人类整体的自我理解。柳田也说过日本的民俗学也可以造福邻国。

　　其实柳田本人的登陆远远早于他的著作，早在大正六年（1917年）4月就去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朝鲜旅游了两个月。他在自传里提到了这次旅行。他说在上海的时候见到了日语说得很流利的戴季陶，在他的引见下跟孙中山见过面，不过忘记了谈话的内容。柳田说戴季陶待在早稻田的时候常到他家里去玩。柳田还记录了他在江西大冶铁矿遇到的事情。他说一天在有点荒凉的铁矿山上随便走走，后面传来十岁左右的孩子叫他的声音，孩子递给他一块绿色石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觉得是孩子的好意，就掏出点钱。可是那孩子没有收钱，一溜烟地离开了。他回国后给弟弟看，才知道那是很好的绿青。那个孩子不吱声就送礼物给远方来的日本人，一文不要就走开，这给柳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北京时他也见到了很多人，有在早稻田大学留过学回国后居高位的。他也去了清华大学，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顾维钧，后者一口流利的英语令柳田非常惊讶。

　　周作人在《北大的支路》里说：“中国的学术界很有点儿广田自荒的现象，尤其是东洋历史语言一方面荒得可以。我平常觉得中国的学人对于几方面的文化应该相当地注意，自然更应该有人去特别地研究。这是希腊，印度，亚刺伯与日本。”说这话时中国还是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如今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包括日本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了，毕竟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时代已经不再，可以更客观地了解和学习东西方文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柳田国男的著作大量登陆，正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