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英国一个名为“向所有虐待动物的行为宣战”的动物保护组织给露丝·哈里森散发了一个小册子，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为西方社会改变集约化养殖方式、兴起动物福利科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本就秉承贵格精神（追求平等、博爱）的哈里森，看到宣传册中鸡鸭牛羊等农场动物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决意为这些动物而向集约化养殖方式发起挑战。

　　不同于其他情绪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哈里森以事实与科学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集约化养殖的真相与本质。对从未受过相关专业科学训练的哈里森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她用三年的时间走访英国的农场，咨询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最终于1964年，出版了《动物机器：新工厂农业系统》。哈里森以机器作为隐喻，阐明了一个被遮掩的事实：集约化养殖农场中，动物失去了生命价值，完全沦为生产线上由饲料转化为人类食物的工具。《动物机器》的出版，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影响，此书触发了公众、媒体、科学界、政府等各个方面对农场动物福利“井喷”式的关注，一本书使整个社会为之震撼，这种现象是极为鲜见的。

　　在此书出版之前，公众对集约化养殖的印象多是积极与赞赏的。因为二战后，随着人口增长，生产活动尚未完全恢复，欧洲一度面临食物紧缺的局面。欧盟各成员国，为了满足人民对食物的需求，都积极推行集约化农业政策，以各种补贴方式支持农民购买机械养殖设备、扩大生产规模。1962年，各成员国签署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更是加强了政府与农民、社会之间共同推进集约化农业的合作。集约化养殖确实在战后短时间内帮助人们度过了食物不足的窘境。1964年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工厂化农业——我们日益增长的食欲的唯一答案？”，文章评论道：集约生产改变了未来的粮食供应方式，有远见的人将它视为一个重大进步，它不会因为人道主义者偏激的动物爱护倾向而受阻。

　　但是，这种在初始阶段就被设定为“快周转、高密度、高机械化、高产品转化率”的生产系统，由于其极度的“逐利”特征，也潜伏了巨大的安全风险与伦理缺陷。《动物机器》出版之前，大多数人对集约化养殖的认识，除了餐桌上日渐丰富、廉价的肉类食品，其他一无所知。由于工厂化养殖将动物赶出农田，放进密闭的厂房中饲养，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人们对这些为其提供食物而牺牲的农场动物的印象还停留在平静美好的田园式放牧养殖。《动物机器》为人们打开了集约化养殖的黑箱，让消费者们明白，他们享用的肉食背后是人类对动物何种程度的剥削，他们无形中成为“规模化虐待”的帮凶。而且，此书还让消费者了解到工厂化养殖产出的肉类食品潜在地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哈里森走访多个科学家，证实了工厂化养殖使用含抗生素、重金属的饲料喂养动物以保证产量，而长期食用含有这些残留物质的动物性食品，人类的消化与免疫系统会因此受损。

　　《动物机器》出版后，立刻就获得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与支持。1965年之后，整个欧洲抗议集约化养殖的自发组织络绎不绝，人们上书请愿，要求政府予以整治。就在《动物机器》出版的第二年，英国政府便开始组织有众多科学家参与的“布兰贝尔委员会”对全国农场进行调查，并提出解决方案。《布兰贝尔报告》中有关农场动物的“五大自由”原则成为后期欧洲设立动物福利立法的重要蓝本。自此之后，对动物福利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科学领域，吸引了大量的科学家自觉加入。

　　为动物福利奠定科学基础，是哈里森女士着写《动物机器》的第二个巨大贡献。哈里森在书中先瞻性地提出了动物“精神痛苦”与“自然行为表达需求”，成为后期动物福利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此之前，科学领域的主流是否认动物的精神需求，科学家们多以“应激反应”来表达动物精神痛苦的状态，并以调整外在的环境、饲料等来补偿由于动物需求未被满足而产生的生产性损失。但是自七十年代之后，大量的学术论文开始讨论动物的认知与心理问题，并且论证了动物作为“复杂的社交动物”的认知能力，养殖中满足它们表达自然行为、设置符合其属性的生存环境对于保持动物的健康与生产性能有重要作用。这些研究，为改善集约化养殖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以满足其福利的方式养殖动物，不仅仅能够实现善待动物的道德诉求，而且能保障生产利益。

　　《动物机器》就像是一本“启示录”，不仅转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而且为其改变提供了方向。哈里森在书中以科学方式唿吁人们转变对动物福利“不求最好，只避免最差”的态度，她拓展了动物福利的研究范围，把动物福利的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从原来单维度的、只关注动物的负面福利，发展到积极关注如何提高动物正面福利上来。而动物福利科学现在已经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发展。《动物福利》初旨只为面向大众，而实际上其影响却远远超乎了公众的通俗认知领域。它对于动物、人类及相关科学技术之间新格局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能与之媲美的，还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然而，卡逊本就是一名职业科学家，而哈里森却是凭借自发努力由科学界的“外缘”走向了新科学领域的中心，堪说是个人卓绝奋斗力量的奇迹。

　　介绍至这里，笔者需要厘清，《动物机器》绝不是一本素食主义宣言，哈里森女士所批判的，是集约化养殖的方式，而不是人类食用动物。这也正是她的伟大之处，她以客观的文笔向读者呈现集约化养殖的本质，绝不是情绪的煽动，而是为了引导读者进一步思考如何以更加平等的方式来养殖动物，同时给予公众更多的信息，以便他们做出更好的选择。那么，同样是为了“食用动物”，为何集约化养殖会受到这样浪潮般的批判与质疑，而传统动物养殖业却鲜受伦理批判？

　　人们驯化动物以作为食物已经有几千年之久。尽管历史上也有少数哲学家为动物而申辩，比如毕达哥拉斯就提出过“食肉即谋杀”的素食主义宣言，普鲁塔克认为人并非天生的食肉者，所以不应食用动物。但是，主流思想中，“动物为人类食用”一直是不证自明的命题。传统的西方社会浸润着一种极具鲁棒性的等级观念“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这一隐喻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即，世界是一个完整而连续的整体，就像一条巨链，从微生物到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是自然界渐进的演化过程，它们的存在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其“目的”（tele）都指向更高一级的存在。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动物为了人类而存在，驯养动物是为了给人们使用或作为人们的食品……如若自然不造残缺不全之物，不作徒劳无益之事，那么它必然是为着人类而创造了所有动物。”《圣经·创世记》中上帝的“圣训”也体现出这种等级思想：“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并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全赐给你们作食物”；“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因为这种先验的等级结构，人们不怀疑食用动物的道德合理性。

　　然而，即便动物为人类食用，也绝非意味着人类就可以任意地对待它们。相反这一等级观念背后的伦理规约使人们自觉爱护动物，因此传统社会也极少出现大规模虐待动物的现象。从古希腊到近代，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等众多思想家都以“间接义务论”的方式论述了人们善待动物的必要性；《圣经》中也规定人类应因着对上帝的尊重，温和管理动物。1789年边沁甚至在《道德立法原则导论》中突破性地提出，动物作为有感知的存在，其利益也应被纳入道德考量的范围——“低等动物的利益在立法中被不适当地忽略了”——他认为思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平等”问题将成为人类解放奴隶、放下对肤色、人种偏见的延续，是人类实现解放的重要一环。因着这些规约，传统社会的人们大多数情况下与动物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除了道德规约，传统动物养殖中人与动物之间“公平契约”（fair contract）的关系也无形中规定了人们细心照料动物的义务。传统畜牧业，英文husbandry一词，源于古老的挪威语“husbondi”，是house（家庭）与band(带、架)的结合，意味着养殖者将动物视为家庭成员，尽全力将动物放置于最适合它们属性的环境中，以满足它们生理与精神的需求，即以符合它们“目的”（telos）方式饲养它们。然后，养殖者要通过一系列的照料来增强动物的生存与繁殖能力，比如，在动物饥饿时为它们提供食物，干渴时提供水源，为它们提供防止天敌捕食的遮蔽所，适当的医疗照顾，帮助雌性动物分娩等。因此，传统畜牧业大致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公平契约”，双方因为这种关系而变得更好，动物因得到细致的照料而健康愉悦，人们因此而获得丰富健康的动物性食品。而集约化养殖打破了这种“公平契约”，人们通过更少的付出，获得动物更多的资源。在科学研究中，畜牧（husbandry）已经由动物科学(animal science)所取代，这意味着养殖中人们对动物的照料已经由科学、机械的方式取代，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应用工业方式提高动物的生产力。十九世纪，如果养殖者将十万只蛋鸡集中在层叠式笼架中养殖，这些蛋鸡会在一个月内死于疾病，而如今，这种集约化却成为了主流养殖方式，因为抗生素等各种外在的“补偿”机制，使这些羸弱的动物能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得以苟存。因此，集约化养殖实质上是以不符合动物属性与“目的”的方式养殖动物，也不再需要人对动物的照料。这种失衡的关系下，表面是人们获得了更多、更便宜的食物与资源，背后却是动物的痛苦与食品的安全风险。

　　现在，我们已经领受到集约化养殖的危害了。从前几年的禽流感，到如今国内各地发生的猪瘟，我们已经无法再安心地食用餐桌上美味的肉食。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动物养殖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利益优位”的特征。然而，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我们应该对这种生产方式保持怀疑与反思。完全取缔集约化养殖是不符合现实规律的，我们要做的，是积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防止动物农业迷失在工业化的陷阱中，让人与动物之间的“公平契约”回归到动物养殖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哈里森的《动物机器》一书，因其科学性与鞭辟入里的分析，引发了英国社会对集约化养殖动物福利问题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动物福利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成功为改善欧洲的动物集约化养殖吹响了号角。如今，欧洲的动物养殖业已经呈现出极大的进步。层叠式笼架的蛋鸡养殖方式已经被全面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栖架式养殖、地面养殖以满足蛋鸡社交、抓握等需求；猪、牛等大型农场动物的养殖场所也铺上了垫草、取消了隔离栏，以满足它们母性行为、社交行为等需求。从动物的生产到屠宰，全程配有动物福利评估人员的监督。人们所食用的动物性食品也是经过了福利评估的安全食品。农业与兽医科学中更加强调对动物福利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以各种培训方式传播给农民与监管人员，从而进一步转化为对农场动物科学、福利的照料方式。整体而言，尽管完善的动物福利综合管理制度尚未实现，但是欧洲的动物养殖业已经开始逐渐开始回归人与动物间的“公平契约”，双方都因生产方式的改变而获利。而且，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并没有降低动物性食品的产量。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的家庭主妇们还会集体抗议，要求政府提供更多便宜的肉品，但现在欧洲四处宣传的却是“少食肉”的生活方式，这足以见得人们没有因为提高动物福利而遭受食物短缺的危害。这为我们探索一种新的动物生产方式提供了成功的借鉴。

　　人类已经走进了新世纪，而在上世纪中叶《动物机器》为欧洲集约化养殖所敲起的警钟，其声音却并未被隐没。在今天，《动物机器》仍然是动物福利、动物伦理等领域研究人员的必读书籍之一。此着现由南京农业大学候广旭教授将其翻译引入，为我们国内相关领域的有志之士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资源，也触发我们思考、改善国内的动物养殖业。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自己的“哈里森”与《动物机器》能够早日诞生，为动物福利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奠定社会根基。对动物福利的关注，绝不仅仅是道德诉求与伦理唿吁，它与我们的生产与生活切实相关。我们在思考时，要回归科学与伦理的融合。

　　《动物机器》及其在欧美的影响，开启了社会运动家、科学家、人文学者、社会公众及政府机构之间良好合作从而开创新型科学领域的一种良好范式。有鉴于此，它有望为我国公众与相关人员推进新时代科学与经济建设提供宝贵的灵感。在西方，《动物福利》为人与动物归回“公平契约”提供了重要的策动力，这也是当下我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发展局面，所需要抓住的一种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