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阁是明末大藏书家毛晋及其后人的藏书、刻书之处。从总体刻书规模和水平来看，毛氏汲古阁刻书称得上是古代出版史上私家刻书之冠，值得郑重地纪念和介绍。

　　毛晋字子晋，明末虞山（今常熟）人，家资豪富。他年少时曾拜钱谦益为师，但天启、崇祯间屡试不第，遂绝意仕进，家居以读书藏书为乐。据顾湘《汲古阁主人小传》记载，他不惜出高价求购善本，在家门口公开贴出求书广告：“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四方书商乃云集其家，以至于当时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的俗谚。不出几年，毛晋藏书就达到七千多部、八万四千余册，且宋元古本和旧钞本很多，遂建汲古阁和目耕楼以藏之。汲古阁的命名来源于韩愈诗《秋怀》“汲古得修绠”，意为学习古人的学问需要用心钻研，如深井汲水一般。旧时书店也有以“修绠”为名的，同样出自此处。

　　在读书藏书之余，毛晋又发愿传播文化典籍，他“患经史子集率漫漶无善本，乃刻十三经、十七史、古近百家及二氏书”。据文献记载，毛晋刻书从万历四十六年以“绿君亭”名义刻印《屈子》开始，到他顺治十六年去世，前后约四十年。以一家之力，刻印书籍共九百余种（此数字系据《汲古阁汇纪》统计，毛晋死后，其子毛扆也曾主持刻书，但为数不多），板片超过十万块，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出版成就。在古代私家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汲古阁刻本行销广泛，影响巨大。比如其中的《十三经》《十七史》《宋名家词》等，现在的古旧书店里还经常能够看到，但也正因如此，就不太被藏家珍重，得价并不高。但汲古阁刻本中却还有些内容重要且流传稀少的善本，一向为世人所重视，这里就笔者所藏所见，简单介绍两种。

　　首先要谈到的，是毛晋为其老师钱谦益所刻的《列朝诗集》。《列朝诗集》为明朝一代诗史，钱谦益编著此书，前后共经两次。第一次于天启初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仅成约三十家而止。第二次则是从清初的顺治三年开始，到顺治六年初步成书，并由毛晋于顺治九年刻成。全书共六集八十一卷，起洪武而终于崇祯，入选诗人近两千家，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明代诗坛的发展历程。牧斋于明亡后再度编著此书，身历沧桑而心怀故国，欲仿照元好问《中州集》之例，成有明一代之诗史。钱谦益本人是前朝士林领袖，交游广阔，且藏书极富，学问深湛。他所编著的此书取材极为广泛，评价考证亦精，保存了很多现已失传的资料，对研究明代文学和历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书甫一出版就为当世所推重，惜卷帙浩繁，当时印行即不多。后乾隆年间禁毁书籍，钱著悉在禁书之列，世间流传更少，至清末时期已经难求了。著名学者、藏书家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中记载：“余自偕计至观政，往来京师十余年，求其书不可得。”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此书篇幅巨大，刻书历时较长，编刻过程中又陆续有所增补，初印本和后印本内容往往有所不同。现在能见到的印本大多是后印本，内容既有所更动，版面也有很多漫漶不清之处。中华书局整理本《列朝诗集》前言中写道：“此次整理原拟以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为底本，但获见诸本漫漶甚多，遂换用清宣统二年神州国光社铅印本为工作底本。”我藏书中恰有一部初印本，又陆续得后印本十余册，略作对勘，介绍如下。

　　从印工看，两本差别一目了然。初印本墨色更深，栏线也比较完整。这里仅举一例：闰集第五卷二十七页，“题宣和画石榴”和“题松雪画马”两首，后印本末一字均已不可识别，查初印本，此处则清晰可见，分别是“秋光”和“的卢”。

　　在内容增补方面，如甲集前编卷第六，原卷末是“寄东海鹤年贤弟”一首，后印本此诗后又增补李祁四首，舒頔诗作十八首。又如甲集前编卷第七，后印本又在原卷尾“白头翁”后增补张昱诗二首“题青山白云”和“题扬州史左丞扇”，初印本则卷七末无增补，仍以“白头翁”诗作结。

　　《列朝诗集》初印本甲集前编卷第七卷末“白头翁”

　　对这个内容增补的现象，前辈学者如容庚其实已经注意到了。在“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一文中，他以《列朝诗集》的顺治原刻本和宣统神州国光社翻印本对比，发现翻印本缺少这些增补部分，遂认为“原本卷末每有补人及补诗，翻本无之”。其实他所用的所谓原本乃是一个后印本，神州国光社本倒是根据初印本翻印的。中华书局整理本后记也说：“谁知经过对校，竟发现神州国光社本乃是一个收录有缺失的版本，虽说在文字上与清初原刻本差别无多，卷数也一仍其旧，但原刻本一些卷次中所附的‘补人’、‘补诗’部分，却悉数遭到删削。”显然，整理者所参阅的几个“清初原刻本”也都是后印本，以致有此误会。其他还发现有几处初印本为墨钉，而后印本有所更改之处，篇幅所限，不再举例说明了。

　　更为难得的是，此本卷首还保存了钱谦益序。曾查阅过多部流传至今的印本，均无此序。大概是禁毁之后，钱谦益之名太过于敏感，遂被抽去了。

　　第二种比较罕见的汲古阁刻本是《沧螺集》。

　　《沧螺集》，孙作著。孙作，字大雅，元末明初江阴人，为当时著名文学家。《明史·文苑传》称赞其文“醇正典雅”，宋濂对孙作之文也有很高的评价。此六卷本《沧螺集》为孙作诗文集现存唯一版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书流传稀少，向称难得，黄永年先生曾多次讲到汲古阁刻本中的稀见书，均举了此书为例。如在《古籍版本学》第七章“明刻本”中，黄先生明确写道：“从文物角度来说，则汲古阁所刻《列朝诗集》、《道藏八种》、《沧螺集》等一向稀见，次一点如《元人十种诗》、《四唐人集》、《唐诗纪事》、以及《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等大部头书之完整早印者也较为难得。”近代大藏书家傅增湘曾得此书一部，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说：“汲古阁所刊别集多在丛刻中，其单行者惟元之《牧潜集》，明初之《清江碧嶂集》及此集而已。然此三集者，以传世无多，故购求亦匪易。余生平喜收汲古阁刻书，大率略备，圆至、伯原二集夙已得之，独《沧螺集》求之积年，幸见一帙，卒为他人所先，常引以为憾。兹垂老乃复获之，亦可谓有古缘矣。”以傅增湘先生当年见闻之广博，购书条件之优越，还要“求之积年”，垂老方得一部，就很可以想见其罕见程度了。

　　再从刻工风格看。汲古阁刻书几十年，前后风格有所变化。大多数刻本是用一种扁方的字体，横笔细而竖笔较粗，如十三经、十七史、乐府诗集等都是；早期则沿用了明末的刻工风格，仍用长方体字，如《三家宫词》等；后来也有用一种写刻仿欧体的，如《中州集》《唐人选唐诗八种》等都是，但刻的比较死板，并不好看。《沧螺集》则字体古雅朴厚，是汲古阁刻本中的绝无仅有的例子。究其原因，大概毛晋比较重视此书，乃以弘治刻本原样覆刻，甚至连原本的写工名“吴门韩寿春缮写”也照样复制下来。而且每卷末均有“虞山后学毛晋订”一行，为其他唐人、元人集所未有，可见其郑重之意。这个弘治刻本现在存世极少，只查到国图藏有一部，可能是孤本。友人高山杉先生曾去查阅此本，原书并无明确纪年牌记，故国图著录为明刻本。但从明薛章宪“记《沧螺集》后”一文可知，此书刊刻于明弘治九年。从字体来看，汲古阁本与之风格高度近似，只细部有所差异，应属覆刻无疑。毕竟当时影刻旧本之风未盛，也不讲究完全影摹，如清末古逸丛书之类。

　　汲古阁刻书众多，除上面提到的几种外，还有不少稀见本。比如毛晋给钱谦贞、余怀所刻的几种小集；郑振铎旧藏的戴明说《历代诗家》两集，都是极为罕见而重要的善本。还有些虽未带有明确牌记，但与汲古阁版刻风格非常相似的书，也可能是毛氏代为刊刻的。比如顺治刻本吴伟业编著的《太仓十子诗选》，邓之诚先生就认为其书是汲古阁所代刻，但不知是否有其他文献记载为证。总之，毛氏汲古阁较为晚近，在传统版刻史上不太被重视，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